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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确实应急，大汉郡国数目有六十多个，一地十人，便是有六百多近七百人入长安。而且这些人还是各地郡国推上去，像这种情况识相的郡国肯定会出路费加派人护送，自然不用担心学子的安全问题。

而且像这种带有比拼性质的，但凡要些脸面的都不会推选太差的学子上去，可使用率起码有五成以上。哪怕往低里算，夏安然估计最后能够留在长安的应该也有三百人。

三百人对于一个中央机构已经足够并且有富余，……等等！夏安然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他偏头看了看父亲的谕令，上头遣词用句都比较微妙和谨慎，应当不是景帝亲写而是旁人代笔。

“如果……”夏安然将剩下的词都咽了回去。

科举的择才率有多夸张，从两宋官僚体制有多膨胀就可以看出。

两宋是科考制度完善的黄金期，因为尊重读书人的旗子已经拉起来，老赵家扶持文官团体，全民读书的风尚极为热烈。而三年一科举制度敞开以后，快速发展的人口很快就将科举侯官队伍填满。

北宋的读书人除非考上三甲，否则还需要侯官，等着前辈们退休才能顶上，不说注重读书人的宋朝，明清两代皆是如此。

国家的人口基数太大，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氛围之下，推上来的学子数量不可小觑。

明清时候整个社会走向就是九九归一，整个国家就围绕着读书当官。

要么农民种田供一个孩子读书，当官拉扯家人供更多孩子读书，此为耕读人家的路线；要么商人赚钱供养很多学子或者招上门女婿逐渐将自己洗白成读书人的路线；再有就是勋贵们直接找上榜举子联姻提供资源帮他在官场站稳后反拉一把的路线。

总之，最后的恶果就是国家读书人数量膨大，尤其是考上举子以后的读书人可以不必缴纳税款，由此导致村民们纷纷将土地挂靠在读书人名下以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

最后国家税务崩溃多少也和这个有关系。

若干个读书人能够影响到国家税务，就能够想到那是多夸张的一股子力量了。

中山国此前开具择才试也已经有了这一倾向，但因为如今的模式说到底还是类似于就业招聘，尽可能一个萝卜一个坑，再加上藩国人才供给到底有限，中山国底子本身又比较差，人才培训刚刚起步，才不至于到人才富余成压力的地步。

但上升到国家层面就不一样，大张旗鼓得搜寻人才，最后大批量地放归就留下来零散几个这事肯定不能干，否则下次就没人来了。这年头的才子都是奔着“治国”去的，脾气可大。

而且景帝如此举动就和中山国一样，目的都是将人才从世家大族中挖出，同时也是给人才们一个全新的选择渠道，并且最大程度地减少一个人才身上的政治色彩。

夏安然有把握任何一个帝王都无法忽视这种方法带来的好处，所以这肯定不会是唯一一次择才。

很有可能景帝缺人了就会办一次，那选多的人怎么办？

如果是夏安然，他会选择……

将这些人交错插入别的地方势力。

如今大汉藩国的官僚构成是三位二千石由帝王选派，特别幼小的皇子就藩时候还会带上一位太傅。

州郡也差不多，除了二千石由中央任命以外，当地的官吏都是地方推举或者二千石到了地方提拔而成，基本上每个地方势力除了顶层是由中央选派，其余的都是中央不可掌控的力量。